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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换来生永不分离。

                                    但随后而来的另一封电报,把刚刚喘了一口气的督抚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朝廷下令,各地督抚必须立刻集结兵力,“北上勤王”。
                                    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撰文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更加难得的是张冀牖虽然出身旧式家庭,却有一颗开明的心,对子女的教育和恋爱从来不做限制。曾经有人托媒人向他提亲,他笑嘻嘻地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风气下真是难得。他给四个女儿取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人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就是寄托了希望女儿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心愿。为了避免子女受到家族不良习惯的侵袭,他还学习孟母三迁,从老家合肥先迁上海,后来又搬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定居。
                                    如果说光是贵,服务态度能好一点,也算心里边稍微有点安慰。可是不然,那时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务。当时的电报局,是不给私人提供译码服务的。还是刚才那个比方,假如读者大人您要在光绪年间发一封私人电报,就需要先到当地电报局或者书店去买一本译码本,把您的电报按字翻译成电报码,再跑到电报局去交给发报员,发报员按照你翻译的编码发给目的地,目的地的收报员再把这一串数字送给收信人,收信人也要买一本译码本,然后按字再翻译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错了一个两个字,收报人看不明白,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电报局的责任。
                                    当时大北公司在厦门敷设的电报旱线应用的是新技术,不用电线杆,而是从海滨地区直接挖了一条地沟,把海线直接顺着地下连到厦门田尾西面的电报馆内。这个电报馆早在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就修好了,本来是丹麦在鼓浪屿设立的一个领事馆。但不知为什么,丹麦没有派驻领事,领事一职由法国领事监理,后来大北公司来到厦门,顺理成章地把它接管过来,改成了电报房,这建筑至今尚在。
                                    一则为师生,二则年纪悬殊(两人相差8岁),三则沈从文是个面皮极薄的人,周围的人多不看好这段恋爱。可笨人也有笨办法,沈从文就发挥了他的特长——写作,开始对兆和进行了热烈的情书攻势。
                                    饶汉祥通电写得再好,不过一个文字匠,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得远呢。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他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与资金支持,曾在1844年向英国海军建议使用电报。然而英国海军拒绝使用惠斯通电报,他们对五针电报机的缺陷知之甚详,不放心把大英帝国的骄傲交到这么一个小玩艺儿手里。可惜的是,英国海军敏锐地洞悉到它的缺点,却无从觉察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结果他们仅仅只是生硬地给惠斯通回复说:“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
                                    开工之前,他既不向官府申请,也不请示英国领事,而是自己甩开膀子,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沿着川沙厅(今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间偷偷摸摸建起了一条专用电报线路,长达21公里,光是电线杆就立了227根。
                                    这位惠斯通先生是个天纵奇才。受家庭影响,他自幼就在艺术方面表现出了优异的特长,8岁就通晓诸种乐器,15岁就能翻译法国诗作,并且自己谱写歌曲。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走上艺术家道路的时候,他却突然转换了兴趣,投身到科学研究中来。据说这是因为他厌倦了物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想要去探究其内在的运作规律。惠斯通一生研究领域广涉声、光、电等学科,发明了万声筒、分光镜、变阻器等等,还开创了测量电流速度试验之先河。甚至大名鼎鼎的欧姆定律,也是经他之手来在英国推广开来的,可称得上是一位科学多面手。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惠斯通电桥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不过这个装置是英国的克里斯蒂教授在1833发明的,惠斯通第一个用它来测量电阻,因此而得名。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这些土包子中间,就有莫尔斯。感性丰富的他,一下子被“电”这个看不见摸得着的小精灵给狠狠地“电”到了,就好像听到许林格演讲的惠斯通一样,醍醐灌顶,大彻大悟。杰克逊在讲解的时候曾经说到,电流不管通过多长的导线都只是一瞬间的事。离家已久、近乡情切的莫尔斯很自然地联想到,如果能用电流来传递信息的话,那不就真能做到天涯若比邻,可以时刻和心爱的家人保持联系了吗?这个时候,莫尔斯根本还不了解已经有不少发明者在发明电报机的道路上前仆后继,但他已经被自己的迷人设想深深打动了,在速写本上重重写下了“电报”这个大字。当重新踏上阔别3年的美国土地时,莫尔斯已经下定决心,要自己研制出电报机来。
                                    怎么办?是大声疾呼,还是蝇营狗苟?虽然出身商界,但他毕竟是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忧愤之下,经元善骨子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情被猛地激发了出来。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EHXH”(“列宁”)。〗
                                    自从衡阳一役后,吴佩孚领略到了通电的威力,这小小的电报简直就是钱学森,能顶五个师。从此他通电不断,不光打仗的时候发,就连国内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事无巨细,他也见缝插针发个通电。山东事件时,他通电谴责;五四运动爆发,他通电声援学生。1923年,北京政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打算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吴佩孚立刻发布通电,强烈反对,故宫因此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传说他赋闲在京的时候,曾经撺掇张学良把故宫文物卖去外国以济军费,不过此事出自曹锟秘书的记载,未必属实。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以电报为斗争工具的民主事件,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电。它在极短的时间串联了舆论,凭借传统信息传递载体所达不到的高效率在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效果卓著。尽管这一次通电并未能达到政治目的,经元善本人也因为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去了澳门。但他的作为却点醒了一批官场和民间的明白人:“原来,电报还可以这样来用。”
                                    康德黎后来回忆说,倘若中国使馆早把孙中山运出哪怕一天,他也无能为力,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上帝保佑之故。神学上的事姑且不论,孙中山真正要感谢的,恐怕要是那位把电报放错格子的总理衙门译电员吧。若非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点疏失,一代国父差点就魂断伦敦。
                                    他们的计划是拉出一南一北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参崴接到上海,以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参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雷诺是个洋人,不曾想到为自己算上一命。他不知道就在自己架线的同时,一位本来在南京“遇缺即补”的道员已经领了苏松太道的职衔,悄然赴沪了。而这一位道员,将会是他命中的一位大克星。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6月11日。一心想要扭转颓势的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这是清政府最后一次挽救国运的努力。短短百天内,光绪和他信重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颁布了数十条变法诏令,其中牵涉到编练新军、兴办实业、鼓励发明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一时间中国这只睡狮,似乎有了那么点猛醒的样子。国内的有识之士无不翘首企望,希望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光绪,能为中国再造一个盛世中兴的气象。
                                    这一篇通电也确实是好文章,雄浑大气,跌宕起伏,用典精致。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可笑表现。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得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得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不过吴佩孚还不算最惨的,他只是因为通电而挨了几句骂罢了。民国里还有一人,竟是生生被通电气死的。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扔给大东公司一个蜜枣儿。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最后是慈禧一贯看不起,却又恨又怕的日本帝国,慈禧发电云:
                                    儿子结识马伯庸,是拜上天所赐。互联网让这一代年轻人早早插上了翅膀,儿子虽居中原郑州,却与千里之外的一群朋友结为知己。远在北京的马伯庸,两次来郑州相聚,我们夫妇参加年轻人的欢谈,总被青春的智慧久久滋润。
                                    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4个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
                                    丁日昌一心要建台湾电报,但他深知沈葆桢失败的原因,所以上奏折的时候避而不谈福台,而是建议修一条台湾岛内电报线。这样顽固派就没了口实,他们对台湾蛮荒之地没兴趣;而洋务派也心满意足——只要岛内网络修完,等到时机成熟时徐图缓进,接一条海底电缆过去,就能与大陆连通。此所谓拆屋开窗之计,沈葆桢拆屋不成,丁日昌再开窗子就容易多了。几经折冲,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两天后,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南互保”条约。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出代表参加仪式,各国对此条约都颇为赞赏,英国虽然由于未能达到独霸长江流域的目的,一直不愿签字,但是毕竟孤掌难鸣,也只有委委屈屈地默认了。
                                    龚心湛的分析颇为到位,孙中山确实是想摸清楚国内各界对广州起义的反响如何,是否民智籍此而开,从而具备继续发动革命的成熟条件。康德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孙中山,说你住的地方和使馆很近啊,去访问过没有,孙中山不置可否。后来在与另外一位英国朋友聊天的时候,孙中山还向他打听驻英使节的名字,流露出自己想去使馆一探究竟的意愿。

                                    比起在欧美的发展,电报进入中国的时间略晚,它始于晚清,盛于民国。从清末开始,电报的身影一直贯穿整个民国时代,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刻地影响到了那一段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古老的中华文明从一开始的抗拒、抵制到将信将疑地接受,再到走“有中华民国特色的电报路”,中间波折不断,花样百出,有守旧,有创新,也有东西方文化在电报中的融合。许多重大的清末与民国历史事件,都靠了电报才得以发生;而同时代的许多历史名人,更是与电报这一新鲜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南北二线的开通让大北公司财源滚滚,独享垄断之暴利。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英、法、德、美四大强国坐不住了,希望利益均沾,联袂要求在上海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打算从上海拉海线到山头、宁波、温州等沿海各地区。李鸿章为了换取大北公司对中国电报业的基建支持,把沿海二十年的海线专利都转让了大北公司,所以回绝了这个请求。

                                    大北公司这个逻辑十分混账,既牵强又蛮横。但俗话说的好,人至贱则无敌,他们都耍赖耍到这份儿上了,反而不太好应对。盛宣怀正琢磨着该说什么好,一直在旁边不吱声的郑观应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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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壶温酒

                                    很多姑娘总是容易是非不分

                                    不是
                                    又有万难。
                                    刘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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